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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82岁成“公民女神”,“学鱼”的世界出色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日期:2018-04-18 浏览:

“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

从2016年被授予“罗美尔-辛普森终身造诣奖”,到这次获得“世界出色女科学家奖”,这几年张弥曼变得越来越忙。研究工作之外,开会、审稿、写推荐信、见老友人……各种杂务纷纭找过来,她一样一样地渐渐做,“但实在心里很着急”。“如果现在天天能工作六七个小时,我就特别高兴了。”她感慨道。

是不是只有中国的总鳍鱼没有内鼻孔?带着这样的疑难,张弥曼又研究了英、法、德等国所藏的同类化石,发现它们的结构均与“杨氏鱼”类似。进一步比对后她发现,老师雅尔维克所研究的化石中,鼻孔所在的地位保留并不完全,因而,他所画的图有一定自己“还原”的成分,并不足以证实总鳍鱼确实存在内鼻孔。

1960年,留苏归来的张弥曼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她接手的第一项研究,是来自浙江的鱼化石。如果说之前是要尽力学好“组织交予的义务”,直到这时,她才开始真正对这些古生物产生了“恋爱”的感到:“那些鱼化石拿来一看,就和现在的鱼差不多,但细心一看,又都不一样,它们究竟和哪一类的鱼有关系?谁也不知道。”为此,她到处求教专家,自己一点点揣摩,解谜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有趣,“这个兴趣是逐渐、逐步来的。”她对《中国消息周刊》说。

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张弥曼经常以“福气好”自谦。每每谈起自己“为均衡家庭和事业做出的就义”,她总是说:“咱们这一代人,孩子生下来送到白叟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

但同行们都知道,“张先生在国际上远比在国内著名得多。”她终生致力于古鱼类研究,结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给她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估:“她首创性的研究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海洋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推进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

张弥曼。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这幅画是2011年时,一位学生送给她的诞辰礼物。画中的那条四足鱼,正是她毕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杨氏鱼”。

“除了留一些鱼用来对照,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那鱼汤可好喝了。”82岁的张弥曼露出一丝纯挚顽皮的微笑。

接收采访的这天中午,张弥曼的午餐是前一天所里开会同一发的盒饭——昨天她吃了一半,剩下的正好可以再吃一顿。

在那个科技手腕还不发达的年代,“连续磨片法”能帮助研究者准确地控制化石内部的构造,但也需要付出极大的耐烦和努力: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中,每磨去1/20毫米,画一张切面图,再磨、再画。所有工作都由手工完成,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整块化石磨完为止。雅尔维克曾主持过两个总鳍鱼类化石磨片的研究,一个花了5年的时间,性爱技巧7花招别忘了在性交时发出欢愉的声,另一个已经陆续做了二十多年还未完成。

如今,朱敏也早已是着名的古生物学家。当年张弥曼和几位先辈的现身说法,至今影响着他。今年年初,他应邀为行将出版的《人类简史》中文版撰写序言。当他发现书稿中存在一些专业术语的翻译过错时,索性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自己在家把书稿从头到尾校订了一遍。“这可能就是师门传下来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很严谨地做好。”他说。

“她是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的忠实际行者:在科学研究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苗德岁说。

眼下,张弥曼在做的是有关中生代鲤科鱼类咽喉齿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给年轻人发明更大的发展空间,她将自己一直在做的、“学术含金量”更高的泥盆纪鱼类研究“让”给了学生朱敏,自己则转而投入了中生代鱼类的研究中。

张弥曼1936年生于南京的一个常识分子家庭。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一名在神经生理学领域颇有建树的教授。受到父亲的影响,张弥曼从小对生物、天然科学充斥了兴趣,破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

后来,有关脊椎动物登陆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推动——90年代初,张弥曼与她的学生朱敏又在云南曲靖发现了距今3.9亿年前的“肯氏鱼”化石;2004年,朱敏与瑞典协作者阿尔伯格传授在《天然》杂志上发表了对“肯氏鱼”后续研究的成果:他们以为,后来出土的大批化石证明,“肯氏鱼”正处于从外鼻孔向内鼻孔过渡的阶段,其头部构造阐明,在肉鳍鱼类的进化中,存在一个上颌骨和前上颌骨裂开而后从新相接的过程,内鼻孔是由外鼻孔“漂移”造成的。对此,法国做作历史博物馆的让维尔博士在当期杂志上发表评述文章说:“这是一个已经争辩了上百年的问题,新的资料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明白的谜底。”

可惜于错过的时间,张弥曼工作起来总是分外拼命。1983年,她出任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作为该所历史上独一的女所长,她完整没有让事务性的工作延误自己的科研:在两届任期内,她的学术成果甚至比之前更多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闪着光的日子:为了做学期论文,年轻的张弥曼到莫斯科郊外的生物实验站实习,在河岸边采集石化程度尚低的鱼化石。繁星点点的夜空下,用划子把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撒下去,清晨五六点再去收网。各种各样的鱼撞在网上,被采集下来和化石进行比较,以探索古鱼类同古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而对张弥曼自己而言,比拟获奖、当“网红”,眼下最重要的事依然是做科研。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进入“80后”的年事,对她来说,“退休”依然是个不存在的概念:每天凌晨8点半出门,9点到办公室,继而开始一天的工作。每逢节假日都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大家都放假去了,她就可以更宁静、更不被打搅地摆弄那些化石了。

“我们把剩下的鱼用来做鱼汤,那鱼汤可好喝了”

在现任所长周忠和看来,张弥曼始终是个“学术型的引导”:“本国专家到所里做讲座,个别人假如有一两句听不懂的,可能含糊一下就从前了,但她必定会追着问:‘对不起,能不能再说一遍?’她也不焦急,也不会因为已经是大教学了,问这些问题而不好心思。”

张弥曼的生涯并不缺少情趣。她爱好唱歌,前些年就参加了中科院的“院士合唱团”。不外,后来因为心脏问题,“上不来气,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了。”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想去跳广场舞,“惋惜错过了学习的年纪,现在跳不动了。”

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年轻人问她,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常工作、生活所带来的疲倦感?

1980年,张弥曼赴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带去了她和研究生于小波在云南曲靖发现的“杨氏鱼”化石。在雅尔维克手下,她开始用“连续磨片法”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早期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

现在回忆起来,张弥曼感到在瑞典攻读学位的过程对她的职业生涯意思重大,“学会了怎么发现问题,怎样进行科学的思考”。但从某种水平上说,这所有完全可能来得更早一些——早在60年代被派往瑞典学习期间,她就已经在着手云南早泥盆纪肉鳍鱼类的研究。然而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她提前被召回国,再回去已经是14年后,她已经44岁了。

现在,看书成为了她工作之外为数未几的休息方法。她看《狼图腾》,读史铁生与周国平,也读英文版的《达·芬奇密码》、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有些单词现在都记不住了,就跳过去,跳不过去的就用手机查一查。”

2015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受邀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仪式,他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张弥曼:“我们研究所的张弥曼院士教诲我要多帮助别人,她的话让我铭刻在心。事实上,她和研究所的其余老先生们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给予了我良多忘我的赞助。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缓缓更加深入领会到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的情理,并且从中受益匪浅。”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古生物学是做什么的。”为了国度科学发展计划的须要,同批的十几位同窗各自被指定了不同的专业方向,有人学动物,有人学动物……在动物学家伍献文的倡议下,张弥曼走上了“学鱼”的道路。

自20世纪30年代起,瑞典古生物学家雅尔维克通过“持续磨片法”对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后提出,总鳍鱼类中的真掌鳍鱼类与四足动物一样,领有一对与外鼻孔相通的内鼻孔,能使空气进入肺部。这一发现,象征着总鳍鱼类很可能恰是四足动物的先人。在尔后的数年里,古鱼类学家们在此基本上一直推演,构成了一套日趋完美的实践,被视为主流的威望观点。

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包含人类在内的所有陆地脊椎动物(即陆生四足动物)都是由水中的脊椎动物——鱼类,逐渐进化而来的。然而,四足动物的祖先毕竟是哪种鱼类,它们又是如何从在水顶用腮呼吸,进化到适应陆地环境用肺呼吸,一直是学界悬而未决的谜题。

进入人生的第82个年头,她仍然对化石投入着最多的精神,之外的事件都不大介意。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探访生病的妹妹,其余时间她都会呈现在办公室里。小时工每周密家里做两次饭,每次做好她就能够连着吃上两三天;而办公室的地上,罗唆放着大包的即食燕麦片。

3月22日,在法国巴黎,中国科学家张弥曼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后致辞。图/视觉中国

“真的是大吃一惊。”她讲起话来轻言细语、从容不迫,“我真的没做什么,没什么特殊的。”

“我真的不知道,”张弥曼犹豫了片刻,眼神里闪现出一位老人最逼真的关心和一丝真挚的迷惑,“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时间疲倦。”

前几天,一位搞物理学的老朋友发来短信庆祝她获奖,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张弥曼给身边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她率直的个性和正派的为人。得益于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她无比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一直有个不成文的划定: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加详细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重要作者。但张弥曼叫停了这一“传统”——这样的做法博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敬,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换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弥曼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她还是一点点地做着:这些年,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看就晓得能出成果的好化石”送给了有才能的年轻人,自己则捡起了当初手上这些没人乐意碰的“硬骨头”。在她看来,这些化石可能不像有的化石那样可能登上很好的期刊,但如果做的时光长了,积聚了足够多的资料,或者十多少年、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后来的研究者们就能从中看出些眉目。“兴许我看不到这件事能做出什么好的结果了,但前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积累的工作。”她说。

在张弥曼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幅漫画:蓝天白云之下,海风渐渐,衣着淡紫色花旗袍、卡通版的她,正在沙滩上散步,手里牵着一条长着四条腿的怪鱼。她对鱼说:“杨,我要带你去20世纪!”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白天赶路只能靠走,晚上借宿在村里或是在荒郊野外打地铺。整日在泥地里挖,蚊子、跳蚤、臭虫、老鼠什么都有,闹得人“白入夜夜都没有平稳的”。但这也成为了张弥曼如今最悼念的日子:她常常在夜里被虫子闹得睡不着觉,但白天还是精力头十足。“大家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开心,都能扛下来,也不认为辛劳。”

在瑞典的那些日子里,张弥曼废寝忘食地工作,许多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用了不到两年就实现了“杨氏鱼”化石的绘制工作。总共只有2.8厘米长的化石,她足足画了540多幅图。

朱敏理解老师的紧急感和幸福感。“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命演化的人来说,人的生命对全部动物演化进程而言,不过是很短很短的一霎时。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古生物学不会像利用科学那样吹糠见米地起到作用,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帮助人们懂得地球的历史,对完善人类的知识系统作一点奉献。”

这套优美的图纸为总鳍鱼类的研究供给了可贵的材料,而一个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她:在磨片制图的进程中,张弥曼发现,杨氏鱼只有一对外鼻孔,并不内鼻孔!

张弥曼享受这样的纯洁和广阔。很多时候,她不喜欢讲自己的成绩,只有在谈起自己做的研究时,才滔滔不绝,眼睛闪闪发亮。那是一种简略的、具体的快活:“每做一点点,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提醒,然后可能就会往前走一点点……就有点儿像当年他们(英国科学家沃森和美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比较高等,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特别好。”

无论是对学生仍是对自己,张弥曼都非常严厉,但她并不呆板,总会尽最大可能辅助子弟。在采访中,周忠跟回想起自己年青时转专业方向的阅历——由于发明了两块主要的鸟类化石,底本研讨鱼类的他提出想转去研究本人更感兴致的鸟类,这在当时是很分歧规则的事,但张弥曼站出来支撑了他。不仅如斯,后来张弥曼还自动帮他接洽到了加入国际会议的机遇,为他出国深造写推举信。

90年代初,周明镇、张弥曼等人又主持编译了《分支体系学译文集》的姊妹篇《隔离分化生物地舆学译文集》。“这在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这两本书的影响十分大。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的学术思维很快地被应用到海内的科研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得以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补过来了。”张弥曼的学生、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说。

从巴黎领奖回来后的第3天,张弥曼准时涌现在位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她拒绝了简直所有媒体采访和运动的邀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虽然引起老师不高兴,但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1982年,张弥曼正式发表了这项结果,并以优良的成就通过问难,取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当时,她的发现直接摇动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传统观点,在学界引发了宏大反应。

“开端还不信任,怎么会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但后来我一边看书,一边磨标本,反复看,确切就是不一样,这时候是很高兴的。”张弥曼说,“固然引起老师不愉快,但自己还是很兴奋的。”

“张先生打抱不平,得功臣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平和)的表述了。”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苗德岁是张弥曼多年的合作者,两人曾一起合作发表过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中,张弥曼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作为一般的科研职员,从来都是“保持准则,不讲情面”;面对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学术不端行动则“疾恶如仇、直言鞭笞”。“至于对我们跟她关联比拟近的人,她谈话更不客气,甚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说过:张老师虽然不怎么批驳我们,但有时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也会让你觉得‘受不了’。”苗德岁说。

以凡人的视角来看,这仿佛是个很不理智的抉择:在性命演化范畴的研究中,越往“生命树”基部走,越富有挑衅性,但也越有可能发生分量级的发现。与泥盆纪鱼类不同,中生代鱼类所处的时代并不波及生命演变过程中要害事件的产生节点,因此并不那么轻易出成果。

近年来,只管工作速度已经比年轻时慢了很多,但她谨严当真的风格却没有涓滴转变。在苗德岁的眼中,张先生老是“极度谦逊同等”,即使是修标本、拍照片、画图这类帮助性工作,也都亲身着手。他还记得,前些年两人在配合撰写有关伍氏献文鱼的论文时,为了获得更确实的试验数据,七十多岁的张弥曼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几回奔赴上海,应用兄弟单位的实验装备重复检测,直到取得正确满足的结果刚才定稿。2008年,这篇论文在《美国迷信院院刊》(PNAS)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伍氏献文鱼这种骨骼异样粗大的鱼类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过程。

3月22日,张弥曼接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上,她身着一袭中式长裙款款上台,全程完稿,用流畅的英语致辞,其间法语、汉语、俄语和瑞典语转换自若,优雅的气质和风趣的语言令中国的网友们备感“惊艳”。大家热忱地称她为“网红女科学家”“中国科研玫瑰”“真正的公民女神”。

身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古脊椎动物领域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毕生成绩奖”失掉者,声誉、名誉对这位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颖事。而这一次,从天而降的“走红”还是让她有些不习惯。

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鼎力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急需地质人才。高中毕业时,张弥曼受到“地质报国”的感召,不顾家人反对,决议报考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 刚学习了一年地质的她,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学习,偶然梦到钉钉回来了那条紫色领巾是张彩霞在

“我对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始于大略60年前。”在颁奖典礼上,张弥曼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活,“但在当时,我的事业发展途径并不禁我做主,都是被部署好了的,就像古代的‘包办婚姻’一样。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先结婚,后恋爱’。”听到这话,在座的老外们都笑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研究古生物,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荒凉戈壁、崇山峻岭之间,研究者们风餐露宿的身影。这也正是那时候张弥曼工作的常态。为了寻找化石,她一年里有3个月时间都是随着地质勘探队一起“出野外”。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她和所有人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跋山涉水,一天步行20公里是粗茶淡饭。为了便利,她素来不留长头发,到了某些处所,当地老乡都没认出她是女人。

朱敏也介入了第二部译文集的编译工作,回想起当年和老师一起编译书稿的场景,他很有感想,“他们有几位已经是院士了,还在做那么详细的工作,而且学风异常严谨。哪怕只是一个单词、一个术语,几位老先生都会翻来覆去地斟酌半天。”

“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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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与世隔断的状况中清醒过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伟大变更。在生物学界,西方的新技巧、新课题、各种分支和穿插学科大量出现,一时让国内很多学者备感迷茫。在这样的背景下,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张弥曼与于小波等人一起,开始收集、筛选国外优质的论文、资料,盼望将西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风行的进步学术思惟引入国内。经由几年的翻译、编写,《分支系统学译文集》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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